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黄志勇教授主持下，意大利Humanitas大学/IRCCS Humanitas研究医院Lorenza Rimassa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Stephen L.Chan（陈林）教授、中日友好医院谭海东教授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圆桌讨论，分享本次ESMO大会肝癌免疫治疗的前沿进展，展望肝癌免疫治疗的巨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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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肝癌负担高
双免方案凸显长生存优势
黄志勇教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谭海东教授和Stephen L.Chan教授。中国有许多肝细胞癌患者，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及亚洲肝细胞癌患者似乎更容易从STRIDE方案中获益。你们能否分享一下相关研究的机制和结果？
谭海东教授：我认为STRIDE方案的机制在于它能阻断CTLA-4和PD-1/PD-L1通路。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启动阶段，曲美木单抗在淋巴结中阻断T细胞活化的抑制信号；其次是激活阶段，度伐利尤单抗在肿瘤微环境中抑制PD-1或PD-L1的相互作用。二者发挥了互补的免疫刺激效应，从而提高疗效，而单剂量曲美木单抗的模式能够减少毒副作用。
对于中国人群而言，乙型肝炎病毒是导致肝癌的重要病因，这在HIMALAYA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我们知道，在STRIDE组、度伐利尤单抗组和索拉非尼组中，分别有62.8%、58.1%和64.1%的患者携带HBV。亚洲亚组中HBV感染者的总体比例为62%，而全球人群中的比例仅为31%。乙肝相关性肝癌对免疫治疗有类似于BiTE（T-cell engager，T细胞接合器）的效应，这也是3期HIMALAYA研究显示中国及亚洲患者生存获益优于欧美国家患者的原因之一。
Stephen L.Chan（陈林）教授：我完全同意谭教授的观点，即中国亚组和乙肝亚组的患者通常表现优于非亚洲或非乙肝组的患者。我想强调的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亚组的应答率高达34%。有时人们可能认为IO-IO（免疫联合疗法）在缩小肿瘤方面可能效果不佳，但事实上，在特定亚组中，我们看到了相当高的应答率，三分之一的患者可能产生了应答。如今，我们知道应答率可能是总生存期的替代指标，尤其是当应答持久且足够深时。
此外，我们还知道，我们有可能为一些患者提供降期治疗，如消融术或更积极的局部治疗，甚至手术。我认为这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机制，我完全同意谭教授的观点，即对于亚洲人或乙肝流行地区的患者，他们的免疫系统可能相对完整。然而，由于局部免疫抑制环境，他们可能无法启动足够的免疫反应。一旦去除这些障碍，特别是在CTLA-4和淋巴结水平以及肿瘤PD-L1结合水平，就可以看到显著的肿瘤应答。我认为这确实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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